受侵犯女孩的“心病”谁来治？

童年期性创伤是最严重的心理创伤之一，对遭遇者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功能影响深远、复杂，良好的社会支持与系统的心理干预，有助于降低创伤恶果，协助遭遇者适应新的生活。

2013年10月23日，四部委联发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首次将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复费用纳入判赔范围，这被视为立法上的最大“亮点”。

由于该条款宣传不够，加之没有配套的实操细则，很多基层审判人员对此并不知晓，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家庭更少提起相关赔偿。

《意见》出台后的四年间，对“精神康复费”的法律适用，一直处于“零判例”状态。直到去年年底，这块“坚冰”被打破。

13岁的英英（化名）在离家出走的48小时内遭遇六旬陌生男子的多次侵害，施害人坚称双方的性行为是自愿发生，并称认不出是未成年人。

2017年11月2日，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判决，在判赔的直接经济损失项目中，首次包含了3000元心理康复费用。这在此前全国的公开案例中是从未有过的。

那么小晴的精神康复费诉求能够被法院“获准”吗？

记者初识小晴，是在她遭遇性侵害三个月时。她整个的人显示一种“游离”状态，每当有人和她说话，她会频频点头，似乎听得很认真也很明白。

但当让她做答时，她便一脸茫然地看向你发出“啊？”声。只有反复询问，她才会如梦初醒般应答......

但，这还不是小晴最坏的情形。现在的她，经过一系列专业测评，结论是离弃学治疗只有一步之遥。

去年10月，由大陆第一家预防性侵害公益平台“春风网”的创始人，隋双戈博士为小晴所做的《心理评估报告》“出炉”。

据小晴的家人透露，在性侵害事件“发酵”八个月后，小晴的心理状况被“初步判断强奸事件对受害人造成较大的心理影响，受害人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，且有一定程度的解离、回避等自我防御反应。”……

据说，这与此前由隋双戈博士在她事发后四个半月时做的“首诊”相较，性侵一事带给她的负面心理影响，不仅没有逐渐“淡出”，反而在进行性“加码”中。

专家称，这与事发后，小晴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专业的、持续的心理干预密切相关。

2017年3月，最高检下发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通知，规定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，寄予专业的心理测评和心理干预，形成综合、跨界的保护模式，以期被害人得到更好更有效的心理康复治疗。

由于一审期间没有相关部门，委托专业心理人士为小晴做系统的心理状况评估，所以直到申请抗诉时，著名资深心理创伤专家隋双戈博士为小晴做的《心理评估报告》才提交。  

心理测评工具包括基本人口学资料表，国际公认的儿童创伤评估工具儿童期创伤经历问卷、儿童事件影响量表，以及焦虑自评量表，抑郁自评量表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，分离性体检量表等。

最后得出了小晴“需要心理辅导至少持续6个月，每周一次，相关费用不同资质专业人士的市场价格不同，总额19200—48000元。”的结论。

这样一份请求精神康复费支持的证据，其真实性与合法性，均被二审法院否定。

理由是心理评估委托程序属于单方委托，程序不符合规定，且出具这份报告的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，是否具有心理评估资质没有证据证明。

法律援助律师认为，《心理评估报告》不是司法鉴定，现行司法鉴定分类中没有关于心理损伤的司法鉴定。而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禁止被害人自行委托进行心理评估的限制。

在《心理评估报告》最后一页，评估人员的资质相关资质证书已列明，并有相应编号。登录“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”（http://www.chinacpb.org）即可查询。当然也可告知诉讼代理人说明以及提交更充实的证据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，“法庭审理过程中，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，可以宣布休庭，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。”

第二百二十条规定，“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，可以告知公诉人、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；必要时，可以宣布休庭，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。”

遗憾的是，二审法院在这“两步走”都没有进行的情况下，直接迈向了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“武断否定“的终点。

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没钱，小晴的后期心理干预治疗，谁来负责和跟进呢？

注：本文观点代表特约作家观点，图片来源网络。

作者

张倩

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，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，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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